作者简历
本文作者
孙毅安，1963年生，西安人。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，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，任责编。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，著有电影剧本14部，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。现为西影集团高管、国家一级编剧。
很多年前，记得还是香港回归之前，张楚创作了这支歌，第一次听，登时就呆住了。“哦姐姐，我要回家，牵着你的手，我有些困啦。哦姐姐，我要回家。牵着我的手，你不要害怕。”
我有三个姐姐。我家兄弟姊妹五个。老大是哥哥，然后三个姐姐，然后是我。看起来，三个姐姐是我父母为了多生一个儿子而产生的附属品。因为自打生了我之后，父母就停止生育，我下面再没有弟弟妹妹了。我老爹对女儿似乎不是怎么看重，这可以从起名字的态度上看出来。大姐叫宪霞，因为她出生那年，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，我至今也不明白我老爹给女儿取名字，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。二姐叫小霞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因为有一个大霞了嘛，这个就叫小霞。可是三姐叫双霞就令人费解了，明明是三个霞，怎么就双霞呢？难道小女儿是上面两个女儿的解释？不懂。从起名字的草率，可以看得出我老爹对女儿那是相当的不重视。不像对我哥和我那样，起名字很是当回事。我哥叫长安，那是西安的古称和别称。虽然西安市叫长安的人，可能赶得上一个集团军的人数，但起码听起来是那么回事。我叫毅安，这个还真是令长大后的我有些惊诧，没什么文化的老爹是怎么选出“毅”这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字的？对我来说，这也始终是个谜。大姐比我大很多。到我懂事时，大姐很快就参加工作了，她在东郊苗圃路的一家准军工厂——红华仪器厂上班，主要生产雷达视波器。听起来，这玩意有点高大上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后来电视机的屏幕而已，只不过是圆型的。大姐在单位很努力工作，是个好工人。她好到居然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，到武汉华中工学院读书去了。大姐成了大学生，这是令我们家乃至我们社区吃惊的大事，相当于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。我现在还记得送大姐去上学时的盛况，前来为她送行的人多的数不过来，以至于纺织厂派了一辆大卡车，才把大家以及我大姐和行李装下。大姐在武汉读了三年书，再回到红华仪器厂就不是小孙了，很快变成了”孙工”，也就是孙工程师的简称。这个孙工直接打击了我老爹，因为他混了一辈子，也不过从小孙混成了老孙，可是他的女儿才开始混社会，就混成了孙工，这个事实让我老爹既沮丧又骄傲。大姐成了孙工，就意识到学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。于是她开始像自己单位生产的雷达示波器一样，死死盯住我的功课，在学习这件事上对我丝毫不放松。我怎么也不会忘记，在无数个夜晚，她逼迫我读书做题的场景。那时候小小的我，困得睁不开眼睛，她还用陈景润的故事激励我好好学习，给我讲哥达巴赫猜想。所以我对陈景润、杨乐、张广厚从来没有好印象。大姐酷爱运动，是厂里羽毛球队的主力选手，她们厂的羽毛球实力很强，打遍东郊国防厂无敌手。英姿飒爽的大姐顺便就教会了我打羽毛球。在我参加高考那一年，大姐每天从单位回家，就为了下午陪我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，以增强我的体质。我考上人民大学后，大姐到北京出差，特意带着母亲同行，到学校看我。母亲一直牵挂我，作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最小的孩子，我也很想家人，可以想象当在校园里看到母亲和大姐时，我有多快乐。二姐是我三个姐姐里最积极要求进步的一个。她在高中就入了党——这个入党年龄记录，在我们子弟学校无人打破。她中学毕业去宝鸡市凤翔县插队，爸爸领着我，坐着大卡车送二姐去农村落户。卡车沿着环山南路向西行驶，我至今记得站在车厢里，拉着二姐的手，风迎面吹来的感觉。在凤翔县长青公社安家的过程中，二姐一直在笑。可是当最后爸爸和我登上卡车离开，我突然回头，看到站在路边的二姐满脸是泪。二姐回城后在黄河棉织厂当工人，她很快就做到了印染车间党支部书记，后来好像又当了厂里的副书记，直到棉织厂破产倒闭。小时候我家里很穷，父母的工资无法养活五个孩子，必须做一些家庭副业赚取外快补贴家用，比如糊火柴盒。那时候西安火柴厂常年向贫困家庭提供生产火柴盒的工作机会，到火柴厂里领特制的包装纸，预制好的薄木屑板，以及用来打浆糊的特殊面粉，就可以回家糊火柴盒了。将糊好的火柴盒用架子车拉回厂里，按件计数，火柴厂会支付相应的费用。我已经忘了糊一个火柴盒能挣几厘钱，但是一家人围坐在屋里糊火柴盒的场景却历历在目。二姐不爱糊火柴盒，但是这件事是不容商量的——母亲强制三个姐姐参加这项家庭劳动。那时我还小，懵懂之中和二姐最亲。经常二姐不想干活了，就冲我使个眼色，然后我就在屋里放声大哭。母亲对我没来由的嚎哭很不耐烦。每当这时候，母亲就会说：大霞，带小五出去玩一会儿！我哭着喊着不乐意。母亲又说：三霞，带小五出去玩！我还是不乐意地哭。母亲无奈只得说：小霞，带你弟门口转一会儿。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和二姐出门了。二姐在我们社区转悠的时候，喜欢背着我。久而久之我变成了小赖子，无论走哪儿都要赖在二姐背上，尤其是下雨天，我喜欢在雨地里待着，二姐就只好背着我，我举着伞，姐弟二人在倾盆大雨中走过一条又一条巷子。二姐会一边走一边唱歌，二姐的背在雨天里非常的温暖，我喜欢靠在二姐的背上。这种温暖的感觉，多少年挥之不去，以至于在我长大成人后，每当二姐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而我有些为难时，那熟悉的温暖的感觉就会立刻袭来，迅速将我压倒。于是我就会变得毫无条件地服从二姐的要求，毫不迟疑毫无怨言。记得有一次在厂里大礼堂看电影，那时我已经十来岁了。一个厂里的青工试图调戏二姐，我立刻冲上去打他。虽然我的攻击对于一个壮小伙子来说未免可笑，但是这种爆烈的反应却吓了他一跳。青工羞愧难当地夺路而逃，周围的大人们议论纷纷，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；小子不吃十年闲饭。小时候，和我相处最长时间的其实是三姐，因为相对大姐二姐而言，我俩年龄最接近。然而和三姐相处是比较危险的——她会打人。三姐没有大姐耐心，没有二姐温柔，她有的是火气。惹恼三姐后果很严重，她会痛扁我。并且她还不讲理，她的名言就是：”她吃我也吃！”为她的多吃多占寻找法理借口。那时候，有一种特殊的家庭副业劳动——手工制造泥丸。我不记得这活计是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的，反正印象中一到夏天放暑假，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开始在自家门前搓泥丸，小小的泥丸大约跳棋子大小，晒干后坚硬无比，制泥丸的土也是特殊的土，与本地田野里的泥土不一样——那是泥丸收购方用卡车专门运来的。我至今没搞清楚这泥丸是干什么用的，印象中似乎当时大人们说，是用来打井的。至于说是打油井还是水井还是矿井，不知道。晒干的泥丸用架子车拉到厂区体育场里，就可以换钱。有了钱，三姐会带我到合作社，用三分钱给我买一个带玻璃纸的棒棒糖，橙黄色的圆圆的糖饼上插着一根小木棍，我可以把糖塞在嘴里转来转去玩。棒棒糖那时叫“大刀糖”，为什么叫这么个气势汹汹的名字，我也不知道。大约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经常头痛，这病通常在下午发作，严重时疼得我哭爹喊娘。每到这时，三姐就坐在床边守着我，用手轻轻地搓揉我的脑袋。她会坐很久，任凭窗外再热闹也不会离开。经常有人喊她：双霞，出来玩！三姐就说：我不去，俺弟弟头疼哩。再小的时候，大约三四岁，我被隔壁陈家的”疙瘩”吓掉了魂。“疙瘩”是陈大大家老大，过年时，他趁我不注意，在我屁股下放了一个大爆仗，震天动地的爆仗吓着了我，从此我就白天黑夜昏睡不醒，送到职工医院也医不好。有人就告诉我母亲：孩子魂丢了，必须招回来。于是母亲就带着我三个姐姐，在晚上抱着我走出院子北门，在崇明路上为我招魂。她们先是围着我点燃纸钱烧了，然后就往回走。一路不停地烧着纸钱，一路喊：小五，回来。小五，回来。从小到大，我的衣服几乎都是三姐洗的，大约因为我和她年龄最接近，母亲把这项艰苦的任务交给三姐完成。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姐二姐就不给我洗衣服，我的意思是洗我衣服的主要任务是由三姐承担的，所以如果我经常性地弄脏衣服加大三姐的工作量，她就揍我。三姐揍人是毫不含糊的。我经常就落荒而逃。这个躲避痛打的印象是如此深刻，以至于多年后三姐试图抵赖，我坚决不给她机会——三姐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很严重，成年后多次试图修改她不光彩的过去，比如“她吃我也吃”，又比如虐童对我使用暴力。铁证如山，而且证人都健在，她这辈子不用想抵赖了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三个姐姐都工作了，她们的工资除了生活费，都要交给母亲。母亲不花姐姐们的钱，这些钱是母亲帮姐姐们存着，将来做嫁妆的。但是很大可能我在花姐姐们的钱——因为我要大量买书。在我读大学期间，姐姐们经历了涨工资的过程，她们的收入，有一部分是供养我读书的。虽然那时候大学不收学费，可是一个人在外地，尤其是在北京读大学，怎么都得花钱。那时候每月母亲给我四十块钱生活费，一个月饭菜需要十四块钱，我还有二十六块可以用。可是我很省，每到放假的时候，总能给母亲带回去一百来块——我知道家里钱来之不易。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安，姐姐们陆续都嫁人了。虽然各自成了家，她们依然关心着我。那时候西影的秦王宫还在，记得大姐经常跑到厂里来看我，而且带着她漂亮的女徒弟——那是个高大美丽的女孩。我能猜到大姐的心思，但是李徒弟实在太高大了，个子比我还高，和她站在一起，我心理压力很大。我们经常在西影文学部楼下打羽毛球，但是也仅限于打羽毛球。最后一次看到小李是冬天，白雪皑皑的秦王宫里八个铜人都变成了冰雕，从此一别两宽了。我结婚时29岁，那是我作为职业编剧最繁忙、出作品最多的几年。儿子自生下来就放在我父母家，照顾他最多的人，是我三姐。三姐就在父母工作一辈子的纺织厂上班，和父母住在一个家属院里。她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，都拿来照看我的儿子。她是如此的爱她的小侄子，以至于儿子对她有一个不寻常的称呼——亲妈妈。儿子小的时候，除了我妻子是名正言顺的妈妈之外。他还有三个妈妈：大姑妈妈、二姑妈妈、亲妈妈。上小学之前，我和妻子几乎没有管过儿子。都说有苗不愁长，但是没人呵护，苗自己是没法长大的。时光流逝，我从一个学着拍电影的小白，变成了编剧。又变成了西影分管创作的领导，又变成了股份公司的董事长。我得了很多奖，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同。但是我依然是姐姐们心中的小弟弟，她们把对我的爱，都给了我的儿子。并且她们时刻关心着我，报纸上有关于我的报道，电视里采访我的新闻。她们都知道——很多时候我反而不知道。长大成人的我，从来没有和三个姐姐中的任何一个发生过冲突，甚至没有高声说过话红过脸，一次都没有。这有些奇怪——牙齿和舌头还有磕碰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姐弟的关系，却半生都如此融洽。 顺便说一句，她们三个倒是经常互相掐架的。不过掐完就好了，也不记仇。2014年底，我意外摔伤，因为伤势很重需要长时间治疗，两年间辗转住了好几家医院。无论是在陕西省医院还是第四军医大学，抑或交大第二附属医院，姐姐们都是照顾我时间最长久的人。因为我妻子还要工作，三个姐姐轮流给我送饭，在病房陪我做护工。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，妻子晚上在病房照顾我，而姐姐们在每一个清晨都准时赶来，她们住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，距离我所住的医院都很远，然而不论刮风下雨，她们都会如约而来，这看似简单的陪伴工作其实很辛苦——要知道她们中最小的三姐，已经马上六十岁了。离开医院后，我在二姐家里又住了半年，三个姐姐一如既往地轮流照顾我。她们的帮助，大大减轻了我妻子的看护强度。如今我恢复了健康，可以正常行走，也重新开始做我最喜欢的工作，看起来一切都和原来一样。但实际上我知道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六年的时间过去，我的姐姐们，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。孩子和父母是半辈子的缘分，而兄弟姐妹是一辈子的缘分。这个星球上已经有了七十亿人，据说所有人手拉手，可以绕地球整整八圈。可是有几个人与你有完全相同的血缘？恐怕屈指可数。我快到耳顺之年了。这大半辈子，姐姐们为我付出的，我都记得。光阴荏苒，她们也在慢慢老去。往后余生，我要和姐姐们更多地在一起，做个听话的好弟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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